行為之可罰性及其應刑性，與實施了含有應刑性及可罰性行為之行為人，其是否具有需刑性（若有，又應施以多大之強度）？這個問題，在現在會變成一個困頓，其實是一個偶然加上一個必然所導致。所謂偶然，是我國近代刑法建制過程中之西化（與傳統社會穩定力量斷層），以致只抄了外國法的「形骸」充當外衣，卻失落了本身原有的「神韻」。稱必然，是近代知識份子自信蕩然，氣節不復，在自己所屬社會若仍欲維持自尊，僅能東施效顰般地拿外國東西塗上臉面而自以為高人一等，以致忘了貼近這個社會。
可罰來自特定時空下，同處一社會的人們對某（些）類行為之有害性的共同認知，應刑，如其名，係對該類有害行為應動用最嚴厲手段（刑罰）對其宣戰的共同認知。而需刑性則來自於對效果評估後，回頭對該行為人的檢視。三個根本概念都源自對這個己身所參與之社會，以及對真正參與社會其中之人們的關心，也正是如此，它們現在才成為問題。
你們認為「可罰的違法性理論」在討論些什麼嗎？去菜市場問沒讀過書的阿公阿嬤們二件事，就懂！「偷別人錢對嗎？」「偷別人十元買飲料，要判刑關起來嗎？」但，刑法專家們想破頭，還是不懂！
你們認為「印象理論」在討論些什麼嗎？不能未遂行為，明明己經通過印象理論的測試，卻又說它「不罰」、「無罪」，而且正眼也不瞧一下那個實施了不能未遂的人！即使在處理中止未遂時，也是一樣，盡唸些如咒語般的「得為而不欲為」、「欲為卻未可為」！
現在，你們就是在上述的偶然中努力地扮演那個必然。想想清楚後，仍想跟著我讀書、思考、面對社會、觀察並關心別人的話，再上山吧！
我很不舒服，身、心皆然，後者尤痛！ 陳友鋒于彰化
